2011年3月28日星期一

亞洲週刊2011年第12期 別了,核電

亞洲週刊2011年第12期 別了,核電
追尋免於恐懼的世界

日本核危機暗藏悲劇的悖論。日本處變不驚的現代性,也源於二戰原爆後對普世價值的認同。

到底是現實模仿想像,還是想像模仿現實?也許只有在科幻電影中,才會有這樣的連綿不絕的驚愕。日本的三一一大地震,不僅是一場地震,還帶來了一場不知伊於胡底的核子災難。而痛苦的場景,竟是從科幻作品的幻境移植生活中。

從黑澤明的《夢》到小松左京的《日本沉沒》, 都曾經想像那種恐怖的錐心之痛,但卻不能想像這些場景是在哪一天來臨。

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,二次大戰以來日本最大的災難,也成為全球第一次實時觀看的大自然災難,在電視、互聯網、智慧型手機的平台上,展現巨大的戲劇化效果。

但最戲劇性的還是核電危機所展現的悲劇意識。一個原本最先進的、最造福民眾的核電廠現代化設施,卻導致揮之不去的焦慮----核電洩漏會帶來最殘酷和最不堪設想的結局。這是一個「現代性」的悖論﹕為了發展的榮景,竟面對可能自我毀滅的陰影。

尤其核電的發展,本來是可以有「減碳」的效應,不用依賴火力發電,也減少石油燃燒的廢氣。但兩害相權取其輕,傳統的環境污染,總比引發輻射和殺傷力強大的核能更能被民眾接受。這也是本次核災難所帶來的悖論,困擾全球支持環保的團體。

另一個悖論暗藏於歷史的回顧。對於日本在這次災難所展現的冷靜、秩序等「現代性」,要有一個歷史的深層認識,了解這是歷經演進的結果、而並非日本社會從來就是如此。

史家不會忘記,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發生後,十四萬人死亡,而災後民間的謠傳四起,指責是居日的朝鮮人帶來惡運,誣指他們災後在井中下毒,於是民間的暴徒四起,將六千名朝鮮人虐殺死亡,連旅日的中國人也被波及,共約七百名溫州人慘遭殺害,史稱「東瀛慘案」。這段歷史湮沒多年,日本作家仁木富美子鍥而不捨的追查,才有更多的細節浮現。一九九三年,溫州也立碑紀念。一些歷史學家會認為:今天日本人民的「現代性」,是歷經二戰失敗後的產品,告別昔日的種族歧視和暴力崇拜,才變得文明和認同普世價值。

而歷史的弔詭在於日本戰敗的關鍵是原子彈。只有歷經這樣的核子慘痛,才使日本脫胎換骨,躍進文明社會的廟堂,發展舉世敬重的軟實力。

巧合地,今天日本的核危機,也刺激日本和全球反思核能的兩面性,要擺脫核能崇拜、科學萬能的心態。在大自然面前,要有謙卑的心。無論多麼現代的科學與先進的設施,都不能低估大自然的反撲,更不能低估環境公害的後遺症。

在福島核電廠連續驚爆的過程中,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心連心,重新反思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,也重新發現飄遠了的人文精神----一切的科學發展,都是為了提升人的尊嚴和價值。今天日本的核子之痛,也許和六十六年前的原爆一樣,可以換來更多的普世價值,也為全球換來一個免於恐懼的美麗新世界。■

邱立本 Asiaeditor@gmail.com

亞洲週刊2011年第11期 民生求穩盼政改

我收到亚洲周刊的电子文本,想全部转发,又觉得影响人家的发行,我还是摘录一部分了,谁想看,问我要吧
亞洲週刊2011年第11期 民生求穩盼政改

中國要演變不要革命

只有靠共產黨的黨內民主發展,才能扭轉統治正當性流失的危局,才可以化解茉莉花挑戰。

中國不會出現茉莉花革命(Jasmine Revolution),但卻有茉莉花演變(Jasmine Evolution)的效應。北非的茉莉花革命,在中國並沒有爆發的條件,但這場政治運動對中國的殿堂和江湖,都帶來巨大的衝擊,也立竿見影地對當下的人大政協會議帶來影響。

要演變,不要革命,也許是當下中國朝野最大的共識。大部分中國人都同意,中國沒有動亂的本錢,從文革到六四,都留下了痛苦的、深刻的烙印。

但「穩定壓倒一切」的論述也不能綁架改革,讓一切不動如山,讓存在的都是合理的,這最後反而會造成了「一切壓倒了穩定」。

從速改善民生,就是消除導火索。民生已經成為當前最大的政治,也成為這次兩會的主旋律。這反映執政黨的危機意識升高,要將任何的星火撲滅,避免了燎原之勢。中國經濟超越了日本、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,但通脹也上升到最高點,糧食價格急升,也等於在窮人的口袋搶錢。

因而這次兩會所提出的種種紓困政策都有針對性,要透過具體的民生措施,化解矛盾,但一些關鍵的問題卻是牽涉到權力結構,積重難返。

典型的例子就是陽光法案。人大代表韓德雲連續六年提出,但都不能通過,反映兩會高層的權力結構,沒有反對貪腐的決心,沒有從自身做起的道德勇氣,而只是借詞推搪。殊不知要求官員公布自己的財產,要將高官個人的財務透明化,已經是香港、台灣、英美廣泛實踐的政治規範。這也是一種全球所認同的普世價值,但中國的民意機構卻是不敢通過,讓中國的陽光法案見不了陽光。

但這些被掩蔽的改革陽光,總會穿越重重的權力盔甲。那些每週在全國聲稱要舉行的街頭「行動藝術」,奇異地成為一種強大的無形壓力,鞭策執政黨要不斷加強改革。這個沒有領袖、沒有組織的「革命」也許只是一場惡搞,一場和權力者開玩笑的遊戲,但它也是六四之後讓執政黨第一次感到民間壓力的行動,讓高層坐立不安。但化解的方法不是靠更多的警察和便衣偵探,也不是靠網絡上更嚴厲的封鎖,而是要靠自身的改革,扭轉統治的正當性流失的危局。

最有效和最快可以實現的是黨內民主,重返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的理想主義的精神,落實學者曹思源所強調的黨內三權分立,讓權力得以制衡,讓絕對的權力不能絕對地腐敗。特別是人大政協的民意代表,必須避免由行政官員兼任,防止以加強效率之名,實際上就是自己監督自己,破壞了中國憲法的原意。

只有黨內落實民主,才可以確保執政黨千秋萬世地執政。新加坡的例子就是鏡子,儘管一黨獨大,但卻能維持法治及黨內權力制衡,避免貪污及權力過度集中之弊。

這也是中國政治的陽光。讓中國共產黨理想主義的陽光,衝破當前權貴資本霸權的烏雲,尋回老百姓被搶奪了的天空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。沒有共產黨的黨內民主,就沒有新中國揮別腐敗的希望。這是茉莉花事件的啟示,也是中國在全球政治變幻中的最新行動座標。■

邱立本 Asiaeditor@gmail.com